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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辑] 陈独秀辞去总书记真相:中共被苏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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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8-1-10 14:57 编辑

[导读]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但当时却奉共产国际为神明。


本文原载于《福建党史月刊》


      在北伐革命胜利进军的推动下,上海举行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起义的最高决策者。起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责任。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为响应北伐革命,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陈独秀坐镇上海,是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者。1926年9月1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后,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为阻止北伐军东进,将大量兵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顿时空虚。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误信北伐军攻克九江的传谣,贸然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刚举事便失败了。


      1927年2月18日,在北伐军攻克杭州后,上海总工会号召总同盟罢工,提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口号。罢工延续到22日,全上海已有36万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然而,由于罢工前没有“夺取政权”的精神准备,广大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所以,当上海区委于21日下达武装起义的指示时,仅有闸北和南市的工人响应,没有形成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次起义也不得不停止。

当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指出,武装起义离不开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与特委的讨论中,他分析了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集结情况,认为可以浦东为突破口,从这里夺取武装。他还就武装起义时,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党务和工会工作阐述了详细的意见。


      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历史资料表明,特委会就第三次武装起义,总共召开31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30次,而且,他每次出席会议都要发表指导性的意见。如果说第一、二次武装起义时,他是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仅仅实行间接的原则领导,那么,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则成为起义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陈独秀事无巨细,都要具体过问,诸如,“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不过一百字的时事报告……文字尤其要特别浅显”。不仅要文字宣传,还要口头传达、讲解党的武装起义的策略。为使武装起义得到北伐军的理解和支持,他还让工人代表去见北伐军负责人,征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和告工友书的意见。

第三次起义紧接第二次起义,准备工作不免显得急促、紧张。他在具体指导上,也就尤为注重实际效果,指示在起义开始时,不要急于去占领机关,而应设法夺取兵工厂。他认为北伐军是上海起义的坚强后盾,在北伐军攻克松江后,上海总罢工便应全线举行。同时,他又预料北伐军来上海后,将在市政府的组成问题上,与中共发生分歧。他在特委会上提醒:



      “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即委派制),此为重要争论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


        他甚至为武装起义提出简洁、有力、实际的口号:“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上海各级工会是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为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凝聚力,他指示把全市的产业工会区划为17个产业总工会,未经总工会允许,不得私自成立工会。他还告诉特委会,在北伐军将至上海之前,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既要注重政治宣传,又要提出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他一再强调,起义胜利后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工人应有一半以上的代表。在所产生的市政府中,共产党员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为此,他主持特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决定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侯绍裘等参加上海市政府。


      北伐军于3月20日晚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次日中午12时,上海市总工会一声令下,全市总同盟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达80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此时,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和赵世炎联系,指挥武装起义。深夜,他还亲自来到前线指挥部。经过28个小时的巷战,上海工人占领全部华界,起义胜利了。

此时,他注意到形势将会逆转,担心国民党右派会搅乱国共联合战线,指示要有与右派军队“抵抗”和“决斗”的准备。他说:“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共上海区委讨论了他的讲话,区委书记罗亦农说:“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尽量宣传。”



“汪陈宣言”的由来


       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率北伐军顺利地进入上海,而形势却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异常复杂。

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酝酿期间,蒋介石在江西制造反共惨案,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并发表反共演说,扬言要制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他所经之处无不制造惨案,解散并捣毁南昌、九江、安徽等地的共产党党部和总工会。这些,陈独秀都历历在目,有所警惕。他意识到,不久,上海将会出现北伐军和上海民众力量并存的格局,起义成功后,应以民众力量施加影响,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可这只是陈独秀的一厢情愿。

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表安民告示,信誓旦旦地许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对于商业自有维护方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而对工人纠察队,则不遮不掩,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陈独秀在中共上海区委会上指出:“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

起义产生的市民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的面目正式亮相时,开始恐惧,变得十分的不可靠,首先是商界代表退缩了,声称:“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甚至有些商人要退出代表,表示就是要做代表,也要“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


       更让陈独秀揪心的是,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的身份多已暴露,而蒋介石所叫嚣的“节制”,无疑是悬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怎样摆脱面临的危机,陈独秀冥思苦想,就是找不出一条良策。正在陈独秀一筹莫展之际,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些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同时,选举被蒋介石排挤而流亡欧洲的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一时间,迎汪复职,拥汪护党,成为沸沸扬扬的舆论话题,似乎汪精卫一回来,蒋介石个人专制的种种行径,就都可以得到遏制了。


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当汪精卫回国途经莫斯科时,斯大林予以会见,表示将完全支持汪精卫。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干部会上,表扬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斯大林的态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深刻地影响着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俄驻华顾问。


        借汪遏蒋,度过危机,岂止是陈独秀一人所想,当时周恩来就建议,在汪精卫回国时,设法让他直接去汉口,避免他去上海与蒋介石见面。可是,蒋介石的行动更快,早就把汪精卫接到上海,从4月2日起,便和汪精卫会谈,提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驱逐鲍罗廷;二是分共。汪精卫说,按照蒋介石的意见,清共分共“必须马上就做”,只是由于汪精卫坚持“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这场血腥的事变才延缓了一些时日。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同去见汪精卫,当汪精卫提出中共将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的质询时,陈独秀决然否认,并表示可以发表书面宣言,以解除不实舆论的误导,消除两党的误会,共同肩负起国民革命的使命。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时事新报》等报公开发表。这篇文件不足1000字,指出:两党应“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这个宣言刚发表,便得到苏联《真理报》的高度评价,说它“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中共上海区委立即召开会议,指出:“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中共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和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都发表宣言,表示拥护的态度。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和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也发表宣言拥护。

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开诚布公,取信义于天下,便可以约束所有妨害国共合作的越轨行为,化解笼罩在上海滩的剑拔弩张的黑色阴云。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坦诚却被蒋介石的虚伪、奸诈所蒙骗和耍弄。4月7日,蒋介石还笑嘻嘻地向工人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12日,便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工人纠察队举起屠刀。

接着,陈独秀、鲍罗廷、谭平山、林祖涵、徐谦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受到通缉。距此三个月,汪精卫也举起反共的黑纛,国共两党终于分裂。至此,《汪陈宣言》已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只能作为失败的教训,被永远记录在历史中。


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


      蒋介石开了反共清共的头,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却在此时给中共下达自相矛盾的指示,一面要中共尽快实现土地革命,一面又让维持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如此相互抵触的指示,到底是如何发出的,他充满牢骚地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

陈独秀的领导危机自此开始呈现,这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1926年12月,苏联代表那桑诺夫等带着斯大林的“新路线”来到中国,他们认为陈独秀是贯彻“新路线”的障碍,有意要撤换他,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作罢。

陈独秀在党内,除了李大钊外,几乎无人能和他相俦并尊,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多是他的学生、翻译、秘书,而且又多是晚辈,党内同志多对他以“老先生”相称。但是,中共五大后,他的话再也不是那么灵了,冲撞“老先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1927年5月,武昌和长沙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面对险恶的局势,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为维护我们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必须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否则,中国革命将难以继续下去。罗易却极力反对鲍罗廷的意见,大声疾呼推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他说,这样做只会使国民党更民主化,而决不会影响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他们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使中国共产党很难统一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作为那个时代那一事件的经历者郑超麟在《怀旧集》中回忆,1927年,中央在武汉时,“不是陈独秀决定问题,而是三巨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决定问题。”中共五大前,“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

       陈独秀陷入矛盾与迷茫之中,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下,中共既要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又要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般逻辑混乱的政策,自然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蔡和森就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堪,大家都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瞿秋白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动摇无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倾向,也无甚作用,对各个自己都无作用,不能说对于群众及‘大计方针’了。”


       共产国际如此地指导中国革命,也就难怪继陈独秀后的瞿秋白在被共产国际罢免,而让比他更“左”的李立三取代时,才从恍恍惚惚的梦中惊醒,不无感慨地说:“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这种“不合适”,只有体验这个过程的人,才会有真切的感受。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冯玉祥、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一个个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已无法存身,纷纷被逐出国民党,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陈独秀再提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共产国际拒绝了陈独秀的请求,并由此而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陈独秀是个率性而为的人,索性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始终不一的路线,他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于6月下旬指示,批判机会主义错误,调回鲍罗廷,甚至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锋芒直指陈独秀。鲍罗廷得到这个指示,并没有立即传达,而是一直捱到7月12日,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


       陈独秀被停职,怅惘、疲惫地隐藏在工人住宅区内。在百无聊赖之中,他给临时中央局去了一封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从而辞去总书记职务。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

       共产国际没有放弃对陈独秀的追究,在汪精卫分共的前一天,竟作出这样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党的个别领导人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于是,右倾机会主义作为政治结论,涵括了陈独秀自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整个历史过程。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就得承认并执行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决议,其中就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换句话说,莫斯科有权给中共发号施令,而中共只有听命执行的责任。

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仅1923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为中共专门召开122次会议,作出738个决议,几乎每二天半就有一个决议。尽管陈独秀有独立见解,甚至很不情愿,但是最终还是惟命是从,因为这是为共产国际的铁的组织纪律所决定的。


       蒋介石一手制造四一二事件两个月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就在《真理报》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指责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斯大林甚至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中共中央没有“马克思主义头脑”,“对领导权一窍不通”。斯大林的这一认识,一直沿袭到1949年。如此类的指责,其实质是将直接领导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不过,曾指导过中国革命的维经斯基倒说了颇有良知、很负责任的话,他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继鲍罗廷之后,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明纳兹,这位素以“左”倾著称的国际代表下车伊始,便在长沙召开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对陈独秀大加挞伐,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坚决反对,他说,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如果陈独秀被打倒,党内已不容易再找到人来领导。况且,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都有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此时,陈独秀也在武汉,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


       陈独秀真的闲置下来,无事可做,于是萌发重去上海,再作文化事业的思想。9月10日,他在黄文容、汪原放、陈啸青的陪同下,乘坐英国“公和”号轮船,放江而下,前往上海。这位被通缉的“共党首犯”,不能公开露面,只得装病躺在船舱内。这天正是中秋节,船至九江时,已是夜深人静,他让汪原放陪着自己踱到甲板上,望着月色朦胧的江面,喟然长叹:“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此时,中共中央也由武汉撤到上海。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瞿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刊物写文章,他在《布尔塞维克》的“寸铁”栏内,以“撒翁”的笔名发表了151篇短文。他的文章不长,确如短小锐利的寸铁匕首。这一年,老友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长子陈延年被枪杀,党的许多优秀战士倒在蒋、汪的“清共”、“分共”的血泊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中国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可是,全国“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还在党内盛行。他目睹此情,忧心如焚,不忍心初建的党遭受重创,承荷巨大的压力,再给中央去信,对“左”倾盲动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说:

我见到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他还对广州起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认为,党的政治口号应有改变,不宜再提具有刺激性的“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而应提具有向心力的“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主张“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他不赞成共产国际派人参加广州起义。他的忠告受到党内领导者的严厉批评,“左”倾盲动错误非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深了他与中央领导的意见分歧。


       陈独秀一向有主见,从不妥协的秉性,使他与中央的分歧越来越深。共产国际考虑到他在党内和中国的影响,曾让鲍罗廷、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劝说,希望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此,他断然拒绝,一再表示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领导。并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在奉共产国际为神明,教条主义盛行的那个历史时代,陈独秀所发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呐喊,也是他作为中共早期领袖期间的最为精髓的思想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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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8-1-10 16:51 编辑

1929年陈独秀批评中央宣传“保卫苏联”

[导读]陈独秀提醒中央注意,宣传口号“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一般的群众却未必可以接受。国民党正是拿最简便明了的口号“拥护中国”来和“拥护苏俄”相对立,群众肯定会选择“拥护中国”。

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政府绝交。共产国际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央立即响应,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提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号召人民“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甚至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如此宣传,一开始就受到陈独秀的质疑,他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在中国,党在宣传上就“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如果仅仅以空洞的口号去回应群众,那是“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7月28日,他致函中共中央,指出中央没有向群众讲明这样的道理,即:“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的莫大灾难。”抛开“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而高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无疑是“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在信中说:“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



他提醒中央注意,宣传口号是有针对性的、“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的口号,一般的群众却未必可以接受。国民党正是拿最简便明了的口号“拥护中国”来和“拥护苏俄”相对立,群众肯定会选择“拥护中国”,如我们还在高喊“拥护苏俄”,那么将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陈独秀对新的中央还是有所期待和信任的,否则是不会提出如此中肯的意见。他还“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然而,他的期待、信任又能换回什么呢?中央很快对他的来信做出回复,非但不接受他善意的批评,反而对他上纲上线,说他的信是“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等等。8月11日,陈独秀再次致信中央,解释自己仅仅是提出中央“宣传方法的缺点”,并不反对原则上的“拥护苏联”,但是“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

————————————————————————


1929:陈独秀的知命之年

1929年,正是陈独秀的“知命之年”。此时,他早已被排斥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隐居于上海的一条里弄。“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每每想起一生的追求与奋斗,他的心中不免涌起悲凉的心绪。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在使命与理想的驱使下,又在漫漫的征途上求索。


“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夕,共产国际考虑到党内意见的分歧,曾特别提名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参会。陈独秀对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存有抵触情绪,为此,他当面向中央负责人提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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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8-1-10 16:12 编辑

【禁区年谱】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如何改观的?


今年9月,《新青年》杂志迎来了创刊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学界、媒体圈搞了很多纪念《新青年》的活动,但对其创始人陈独秀却提及不多。陈独秀可能是党史上最不好评定的人,一方面他是我党的缔造者之一,中共一大到五大上都当选了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他又是犯过错误的人,被开除党籍,死后几十年都遭到批判。本文着重梳理官方对他的评价是如何从最低点逐步改观的。


一、1930年代王明、康生指责陈独秀是日本汉奸


陈独秀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随后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以站在党的对立面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宣传物中,被戴上了无数顶“帽子”。

除了最早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外,较早的一顶帽子是“汉奸”。1936年10月,创立于巴黎的中共海外报纸《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这个说法当时只在海外流传,把它们带回国内的,是王明和康生。《解放》周刊是创刊于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刊载于其中的三篇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到对陈独秀评价的骤然变化。


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独秀提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双方对于抗日有高度共识,分歧在于对陈独秀当年错误的认识上。1937年11月20日,《解放》登载《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希望陈独秀“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①。文中言辞不激烈,还把他称为“老战士”。


然而在王明、康生等人11月29日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事情起了变化。12月4日,王明在《解放》周刊发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在抗战开始的条件下,“日寇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份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并称,黄平、徐继烈、屠庆祺(杜畏之)等每月从日寇“华北特务机关”“领取五万元的津贴”②。

王明与他的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单行本


这篇文章,直接把陈独秀称为“匪徒分子”,做的是“卑劣险毒工作”,并从日本人手里领钱。这个论调与半个月之前的“老战士陈独秀”已经大不一样。


随后的1938年1月,康生在同一份周刊发表了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详细论述了陈独秀为何是日本汉奸:“陈匪独秀……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用‘中国抗战是为了发展工业科学’的烟幕来掩盖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并称陈独秀已“的确是”托匪汉奸了,应该杀掉,而“纵容”汉奸到处演讲,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工作的极大失误;与汉奸合作则是与日寇勾结,从而破坏抗战,也同样是该杀头的。③


短短两个月,《解放》周刊对陈独秀的称呼就从“老战士”变成“匪徒”,再变成“汉奸”,并应该杀掉。不仅如此,连试图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是犯了极大失误,甚至也应该杀头。联想到王明、康生的苏联留学背景,再联想到当时苏联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一派尖锐的矛盾,不难发现王明、康生是在利用陈独秀事件,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从原中央领导的手中夺权。


王明、康生的文章激怒了陈独秀,他给《新华日报》写信,大意是:“几个月前我跟叶剑英、博古谈得挺好的,他们没说我是汉奸啊,怎么你们突然就变了?”并要求拿出“托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证据。

结果当然是拿不出来,因为王明、康生文章里很多材料都是没有事实的推测,乃至是直接污蔑。批判他也不是因为他真是汉奸,而是因为他是中国托派的领导,是斯大林的眼中钉。王明、康生等留苏派与陈独秀的矛盾,实质上是苏联高层矛盾的延伸。



二、文革前后多位学者因“为陈独秀翻案”而挨整

自从1930年代被定性为汉奸、匪徒后,陈独秀的形象在其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偏负面。不仅如此,随着政局的变动,他的形象还会“与时俱进”,成为某个特定的反面人物。而试图正面肯定陈独秀早期功绩的学者,也会因此给自己惹来麻烦。


196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思白在《历史教学》上发表《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称他早年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他的唯物观点,往往表现在自然观方面”④。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探讨了陈独秀的早期思想,并无意识形态争论。然而在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文章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篇文章引来了至少四五篇文章的回应。从这些回应文章的标题中,不难嗅到一股斗争气息:《不许为叛徒陈独秀争历史地位》《孙思白同志所著〈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的错误何在》(均载《历史教学》1965年第5期),《不容歪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不应吹捧陈独秀》(均载《文史哲》1965年第2期)。


“不许”“不容”“不应”,这些激烈的言辞理论上都不能出现在学术文章里,然而那个年代却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学术文章标题里。不仅如此,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他们的“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⑤


到了1970年代,“四人帮”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搞“影射史学”,批判所谓“党内的大儒”。为了给他们“儒法斗争贯穿到今天”的观点寻找证据,就把陈独秀说成是“尊孔派”,说陈独秀发表了一些文章,评论宪法与孔教问题“其实是配合了国会中一派的活动,其性质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吵”。⑥

“批林批孔”运动时,孔子成了人人喊打的丑恶形象,陈独秀头上的帽子就成了“尊孔派”。图为那时的小人书《万恶的孔丘》


负面形象“与时俱进”,这是历史上很多反面人物所逃不开的命运。无论过了多长时间,只要还被定性成坏人,就会根据需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坏人。“批林批孔”时期,陈独秀已经过世三十年,还是会被拉出来成为当时需要的那种坏人——“尊孔派”。

如今,儒学复兴,我们谈及历史上的大儒时,陈独秀的名字再次隐去,没人会提起他这位“党内的大儒”了。


三、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史研究重回学术领域


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学术领域。研究陈独秀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这种新发现不仅是新观点的涌现,还包括旧资料的解密。


比如毛泽东在1940年代对陈独秀的几次公允评价。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的一个讲话中提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⑦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重申并发挥了这一观点,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⑧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肯定了陈独秀早年的功绩。仅“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这两项功劳,就已经可以使他的形象不再负面。“文革”中因为给陈独秀翻案而遭到批判的几位学者,他们的话都比毛泽东这番言论保守很多,如果能早一些披露这些发言,不仅他们的皮肉之苦可以免除,四人帮也不会拿陈独秀出来再批判一番了。


可惜的是,以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都是内部文件,直至1981年才公布因而虽然是40年代的讲话,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陈独秀研究产生影响。公布之后,则对党史研究重回学术领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邓小平和萧克的态度也对陈独秀研究正常化有推进作用。1981年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材料上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委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

在邓小平的关照下,地方财政拨款重修了陈独秀墓,并作为文物单位保护下来


同年8月,萧克将军提出全面研究陈独秀的意见,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即便他后期犯了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的研究。”


整个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位领导人讲话的意义主要是将陈独秀的定性从“坏人”变为了“不全是坏人”。即便还不是好人,也是在可研究的范围内了。但由于他们的谈话都是对1927年前的陈独秀“恢复名誉”,对研究1927年后的陈独秀则会起到一定的束缚作用。有学者认为这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晚年陈独秀研究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⑥



四、1990-21世纪初叛徒、反革命、取消派、投降主义等帽子一一摘去


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史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陈独秀研究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年,北京党史学会召开了陈独秀讨论会。这是国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专门的研讨陈独秀的学术会。198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独秀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首部展示陈独秀一生的著作。


进入19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对公允地评价陈独秀。最先这么做的是官方。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毛泽东选集》是最重要的官方著作之一,它的措辞可以代表官方的立场。毛泽东原文不能动,在相关注释中进行改动,已经可以视作很明确的官方态度转变。

《毛泽东选集》注释中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立刻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官方态度转变后,学界立刻跟了上来。同样在1991年,曾任朱德秘书,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⑨


承认功绩之后,下一步就是“摘帽”。虽然王明、康生给陈独秀戴的汉奸帽子是污蔑,但实打实写进重要文献的帽子还有不少。光右倾这一项,就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不同措辞的几顶帽子。摘掉这些“帽子”,或至少是换一顶不那么重的“帽子”,是在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逐步进行的。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相关文字如下:“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


这段文字相对客观地描述了陈独秀所犯错误,其中没有对个人的激烈指责,更多的是对历史的一种总结


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⑩


五、2013年习近平讲话中将陈独秀名字列于李大钊之前


官方距今最近的对陈独秀的肯定,来自2013年习近平的一次讲话。

那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时进行了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这段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称谓。陈独秀、李大钊二位是“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同志等是“革命青年”。从称谓上将陈、李二人单独提出来摆在了主要位置,是他们带领了毛泽东等进步青年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里肯定了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意义。


二是排序。将陈独秀列于李大钊之前。李大钊的官方评价可谓至高: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个评价是犯过错误的陈独秀望尘莫及的。习近平讲话中将陈的名字列于李之前,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十岁;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陈在李前);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陈独秀都当选为最高领导人。这些都表明,陈独秀在建党初期的地位要高于李大钊,在谈及二人时理所应当将陈放在李前。

不要小看两个名字的排位,在习近平这次讲话之前,很多地方由于不知怎么“安放”陈独秀而伤透脑筋。例如2001年,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在五四运动发源地北大红楼旧址落成。其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个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唯独没有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

“翻开历史的一页”雕塑图解:①毛泽东②李大钊③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长沙》④鲁迅⑤蔡元培⑥《新青年》杂志⑦火烧赵家楼景象⑧章宗祥、曹汝霖


这座雕塑是北京市中心最大的街心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的一部分,与另外5件雕塑和3组浮雕一起,展示北京的人文环境和历史脉络。这样重要位置的雕塑,主创人员自然会对每个细节深思熟虑。而没有将陈独秀放置其中,显然不是不知道陈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性,只能解释为拿不准要不要放,该摆在什么位置,于是干脆就不放了。

正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习近平讲话中两个名字的顺序才会如此重要。


结语:

萧克将军在1991年称,“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套用这句话,如今的陈独秀问题可谓是小半个禁区。也许他永远不会有被平反的那一天,但经过几十年的洗涤,我们正在越来越看得清他

注释:

①《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2期,1937年11月20日。

②陈绍禹(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6期,1937年12月4日。

③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9、30期,1938年1月28日、2月8日。

④孙思白:《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

⑤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世纪》杂志2002年9月。

⑥张红:《陈独秀评价之变迁“盖棺”却难以“论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2月1日。

⑦《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⑧《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⑨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⑩方可成李惠普:《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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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却需要依赖历任帝王的金口玉言,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莫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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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翔鹰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春) | 显示全部楼层
qs 发表于 2018-1-10 16:27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却需要依赖历任帝王的金口玉言,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莫大讽刺。

可不是。 开始我还找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讲学界为正确评价陈独秀所做的努力,我心想屁里,有个卵用,都顶不上执政者说半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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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发表于 2018-1-10 16:27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却需要依赖历任帝王的金口玉言,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莫大讽刺。

不过反过来想,陈也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毕竟是TG的创始人和前五任总书记, 由TG自己的继任者评价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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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iqiang 发表于 2018-1-10 17:03
不过反过来想,陈也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毕竟是TG的创始人和前五任总书记, 由TG自己的继任者评价倒也不 ...

TG评价陈独秀如何如何没任何问题,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其他人无权评价,就像你自己找的其他文章,学界评价算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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